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浐灞文化的魅力

发表于:2010-07-22 来源: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筹备办公室 浏览2088

浐灞地区是古都西安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里物华天宝,人杰地灵,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,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浐灞文化。翻开古都西安的史册,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,浐灞文化博大精深,源远流长,具有永恒的魅力。浐灞文化的魅力来自它悠久的历史,来自它与古都西安的关系。可以说,浐灞文化是与长安文化一脉相承、息息相关的文化。

从大量资料来看,早在90万年以前,浐灞一带就有了原始文化。6000多年前,这里是半坡氏族的故乡。半坡氏族的经济生活以农业、饲养、捕鱼和狩猎为主。女 子主要从事采集和农耕,男子则从事渔猎。他们用磨制的石器、骨器和蚌器从事生产劳动,创造了发达的彩陶文化。彩陶上的22种刻划符号,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 文字符号,表明当时浐灞地区的文化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。夏、商、周三代,人类在浐灞地区的活动日益频繁,因此留下了不少重要的文化遗迹。位于灞河东岸的 老牛坡遗址据说是商代崇国的中心区域;位于白鹿原上的怀珍坊则是商代早期的冶铜遗址。西周时期定都镐京,浐灞地区由周天子直接管理。周天子通过分封制、宗 法制和礼乐制度确立了与各诸侯国之间的联系。天子巡狩,诸侯来觐,基本上都要经过浐灞地区。西周的礼乐文明,通过浐灞等地传遍全国。平王东迁之后,秦人在 浐灞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,秦文化成为浐灞文化的主体。

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高峰,也是浐灞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。秦都咸 阳,汉都长安,均以浐灞地区作为东方的门户。由于浐灞地区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,因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。考古人员曾在新寺一带发现一处重要的建筑遗 址。该遗址位于灞河下游东岸、渭河南岸的冲积平原上,有3万多平方米的夯土层,出土大量的建筑构件,包括表面饰以绳纹,内饰布纹或菱形方格纹的筒瓦和板 瓦、菱形方格纹铺地砖、陶五角形管道、二层台式方形石柱础、云纹瓦当及“长乐未央 ”瓦当等。这些遗物都带有典型的汉代风格。从这些遗物来看,新寺遗址很可能是汉代的县城遗址。类似的秦汉遗址在浐灞地区很多。到目前为止,考古工作者在浐 灞地区发现的秦汉遗址达100余处。可见这一地区秦汉文化的积淀是相当丰厚的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,浐灞地区先后经历了曹魏、西晋、前赵、前 秦、后秦、西魏、北周等王朝的统治。三国时期,霸陵一带属曹魏管辖。西晋统一后,改霸陵县为霸城,北周明帝二年,割长安、霸城、山北三县地,在长安城中设 置万年县,管辖长安城以东地区。武帝建德二年(573)将霸城并入万年县,从而使本区的政区划分发生了一定的变化。目前在浐灞一带发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文化遗存较少,仅10余处。但据文献记载,浐灞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影响。

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,也是浐灞 地区的黄金时代。唐都长安是举世闻名的国际化大都市,总面积达到84平方公里,相当于巴格达的6倍,拜占庭的 7倍,洛阳城的1.8倍,比明代南京城大1.9倍,比清代北京城大1.4倍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唐都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宏大、最繁华、最文明的城市。位 于这座城市东郊的浐灞地区随着首都的繁荣而繁荣。在隋唐两代,这里是人文荟萃之区,经济发达,文化昌盛,充满活力。目前考古人员已在浐灞之间发现隋唐文化 遗存115处。由此可见,隋唐时期浐灞文化是何等的繁荣!令人遗憾的是,繁华似锦的长安城在唐末被彻底毁灭,浐灞地区也遭受了巨大的创伤, 到处是残破的景象。宋代浐灞所在的长安县属京兆府,领于永兴军路。元代隶咸宁县,属于奉元路。明清两代隶咸宁,属西安府。宋代以来曾对灞桥的扩建维修。宋 元祐年间,曾拆毁唐碑300余通维修灞桥。元至元三年,刘斌集资重修灞桥,隋代所修灞桥遂废而不用。清道光年间,又对元代灞桥进行扩建。目前发现宋元遗存 9处,明清遗存27处。由于长安失去国都地位,五代以后浐灞地区的政治地位明显下降。但浐灞地区的文化传承并没有因此中断。时至今日,我们仍然能够清晰地 看到历代在浐灞地区留下的文化遗产,仍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浐灞文化的魅力。且不说浐灞文化与长安文化的融通和共性,仅就浐灞地区的文化积淀而言, 浐灞文化也是富有魅力的。浐灞文化的魅力主要表现在内容丰富和特色鲜明两个方面。在绚丽多姿的浐灞文化中,半坡遗址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,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轰动,而灞上、灞陵、灞桥也曾受到世人的高度关注。灞上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白鹿 原。此地前临浐河,后控灞水,渭河西北方的平原尽在眼底,长安、咸阳俱在腋下,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。所以,汉高祖在攻破武关后,即由蓝田移师灞上,与东 方的项羽争夺天下。汉文帝在这里营建了独具特色的灞陵,开创了我国因山为陵的先河,不仅展示了汉代墓葬文化的基本情况,而且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西汉时 期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。灞桥古已有之,是东西北交通的咽喉要道。隋文帝开皇三年(583),在秦汉灞桥东南5公里的地方修建了新的灞桥。新灞桥为新型石 桥,与大兴城(即唐长安)的通化门直对,从而大大便利了京城与东方各地的联系。到了唐代,又在隋代灞桥之南另建一桥,形成一河二桥的格局。虽然隋唐灞桥的 上半部分已毁,但它是我国目前已知跨度最长、规模最大、时代最早的一座大型多孔石拱桥,在中国古桥梁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

此外,广运 潭、望春楼和斡耳垛也非常有名。唐代在浐水与灞水之间的洼地上修建过著名的广运潭,作为重要漕运码头。天宝二年(743),广运潭成,三百余艘漕船齐集潭 中,每只船皆署牌写出郡名及船上所载各地特产:“若广陵郡船,即于福柎上堆积广陵所出锦、镜、铜器、海味;丹阳郡船,即京口绫衫段;晋升陵郡船,即折造官 瑞绫绣;会稽郡船,即铜器、罗、吴绫、绛纱;南海郡船,即玳瑁、真珠、象牙、沉香;豫章郡船,即名器,酒器、茶釜、茶铛、茶碗;宣城郡船,即空青石、纸 笔、黄连;始安郡船,即蕉葛、蚺蛇胆、翡翠。船中皆有米,吴郡即三破糯米、方文绫。凡数十郡。驾船人皆大笠子、宽袖衫、芒屦,如吴、楚之制。” 唐玄宗亲自到广运潭参观,长安城万人空巷,可谓盛况空前!广运潭西边有望春楼。望春楼是望春宫的主体建筑。隋唐之际望春宫有南北两座,北望春宫是隋文帝开 皇年间修建的,位于咸宁县东、浐水西岸;南望春宫位于春明门外,浐水西岸。在二宫之间,有望春楼、望春亭等建筑,形成一个规模较大的建筑群。望春楼在历史 上十分有名。此楼主要是用来举行迎春活动的。此外,献俘、誓师、祓禊等活动也常在此进行。显然望春楼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礼制建筑。“斡尔垛”东距浐河2.5 公里,是元代安西王府的所在地。《马可•波罗游记》中记述了安西王府的高大城垣宫殿的壮丽。这一建筑延用近百年,毁于元末,但遗址犹存。我们不难看出元代 浐灞文化的某些特点。

浐灞文化的特色在迎春、折柳、祓禊等方面都有充分的表现。迎春是具有深刻文化背景和重要思想内容的活动。周秦汉唐时 期,特别的是唐代,以皇帝为首的统治者常在浐河边的望春楼上举行隆重的迎春活动,并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。折柳送别是充满人文关怀的习俗。这种习俗也起源于 浐灞地区。古人在灞河两岸广植垂柳。灞桥附近,垂柳尤多,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,而“灞柳风雪”也就成为浐灞地区独特的人文景观。每当春和景明,灞桥一带 垂柳依依,风景如画,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思。古人送别至此,折柳相送,不知演绎了多少动人的故事,而文人墨客,也不知写出了多少千古绝唱。这种情结对后世产 生了重大影响,直到明清时期,许多地方仍流传着折柳送送的风俗。此外,历史上浐灞一带还盛行着拔禊的风俗。祓禊也称“祓除”、“修禊”、“祓斋”,是指在 郊外水滨举行的洗浴活动,有除灾驱邪,求偶乞子之意。秦汉以来,这种风俗相沿不改。王公贵族,常于三月上巳在灞水边祓禊。隋唐之际,帝王常来浐、灞祓禊, 故唐诗中有“元巳秦中节,吾君灞上游”,“君王来祓禊,浐灞亦朝宗”的诗句。可以说,迎春、折柳、祓禊是浐灞地区的特色文化。这些文化,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,是重要的文化财富,值得我们认真研究,努力开发。

总之,浐灞文化的内容是丰富的,特色也是非常鲜明的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,浐灞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20世纪50年代,国家在浐灞地区兴建了著名的“纺织城”,使本地区成为西北的纺织工业中心。改革开放以来,特别是浐 灞河综合治理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成立以来,浐灞地区迅速崛起。在浐灞地区大开发的今天,我们应当努力发掘浐灞文化的精华,使之不断发扬光大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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