浐灞文化的魅力

浐灞地区是古都西安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里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，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浐灞文化。翻开古都西安的史册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浐灞文化博大精深，源远流长，具有永恒的魅力。浐灞文化的魅力来自它悠久的历史，来自它与古都西安的关系。可以说，浐灞文化是与长安文化一脉相承、息息相关的文化。

从大量资料来看，早在90万年以前，浐灞一带就有了原始文化。6000多年前，这里是半坡氏族的故乡。半坡氏族的经济生活以农业、饲养、捕鱼和狩猎为主。女 子主要从事采集和农耕，男子则从事渔猎。他们用磨制的石器、骨器和蚌器从事生产劳动，创造了发达的彩陶文化。彩陶上的22种刻划符号，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 文字符号，表明当时浐灞地区的文化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。夏、商、周三代，人类在浐灞地区的活动日益频繁，因此留下了不少重要的文化遗迹。位于灞河东岸的 老牛坡遗址据说是商代崇国的中心区域;位于白鹿原上的怀珍坊则是商代早期的冶铜遗址。西周时期定都镐京，浐灞地区由周天子直接管理。周天子通过分封制、宗 法制和礼乐制度确立了与各诸侯国之间的联系。天子巡狩，诸侯来觐，基本上都要经过浐灞地区。西周的礼乐文明，通过浐灞等地传遍全国。平王东迁之后，秦人在 浐灞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，秦文化成为浐灞文化的主体。

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高峰，也是浐灞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。秦都咸 阳，汉都长安，均以浐灞地区作为东方的门户。由于浐灞地区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，因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。考古人员曾在新寺一带发现一处重要的建筑遗 址。该遗址位于灞河下游东岸、渭河南岸的冲积平原上，有3万多平方米的夯土层，出土大量的建筑构件，包括表面饰以绳纹，内饰布纹或菱形方格纹的筒瓦和板 瓦、菱形方格纹铺地砖、陶五角形管道、二层台式方形石柱础、云纹瓦当及“长乐未央 ”瓦当等。这些遗物都带有典型的汉代风格。从这些遗物来看，新寺遗址很可能是汉代的县城遗址。类似的秦汉遗址在浐灞地区很多。到目前为止，考古工作者在浐 灞地区发现的秦汉遗址达100余处。可见这一地区秦汉文化的积淀是相当丰厚的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浐灞地区先后经历了曹魏、西晋、前赵、前 秦、后秦、西魏、北周等王朝的统治。三国时期，霸陵一带属曹魏管辖。西晋统一后，改霸陵县为霸城，北周明帝二年，割长安、霸城、山北三县地，在长安城中设 置万年县，管辖长安城以东地区。武帝建德二年(573)将霸城并入万年县，从而使本区的政区划分发生了一定的变化。目前在浐灞一带发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文化遗存较少，仅10余处。但据文献记载，浐灞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影响。

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，也是浐灞 地区的黄金时代。唐都长安是举世闻名的国际化大都市，总面积达到84平方公里，相当于巴格达的6倍,拜占庭的 7倍,洛阳城的1.8倍,比明代南京城大1.9倍,比清代北京城大1.4倍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唐都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宏大、最繁华、最文明的城市。位 于这座城市东郊的浐灞地区随着首都的繁荣而繁荣。在隋唐两代，这里是人文荟萃之区，经济发达，文化昌盛，充满活力。目前考古人员已在浐灞之间发现隋唐文化 遗存115处。由此可见，隋唐时期浐灞文化是何等的繁荣!令人遗憾的是，繁华似锦的长安城在唐末被彻底毁灭，浐灞地区也遭受了巨大的创伤， 到处是残破的景象。宋代浐灞所在的长安县属京兆府，领于永兴军路。元代隶咸宁县，属于奉元路。明清两代隶咸宁，属西安府。宋代以来曾对灞桥的扩建维修。宋 元祐年间，曾拆毁唐碑300余通维修灞桥。元至元三年，刘斌集资重修灞桥，隋代所修灞桥遂废而不用。清道光年间，又对元代灞桥进行扩建。目前发现宋元遗存 9处，明清遗存27处。由于长安失去国都地位，五代以后浐灞地区的政治地位明显下降。但浐灞地区的文化传承并没有因此中断。时至今日，我们仍然能够清晰地 看到历代在浐灞地区留下的文化遗产，仍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浐灞文化的魅力。且不说浐灞文化与长安文化的融通和共性，仅就浐灞地区的文化积淀而言， 浐灞文化也是富有魅力的。浐灞文化的魅力主要表现在内容丰富和特色鲜明两个方面。在绚丽多姿的浐灞文化中，半坡遗址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，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轰动，而灞上、灞陵、灞桥也曾受到世人的高度关注。灞上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白鹿 原。此地前临浐河，后控灞水，渭河西北方的平原尽在眼底，长安、咸阳俱在腋下，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。所以，汉高祖在攻破武关后，即由蓝田移师灞上，与东 方的项羽争夺天下。汉文帝在这里营建了独具特色的灞陵，开创了我国因山为陵的先河，不仅展示了汉代墓葬文化的基本情况，而且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西汉时 期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。灞桥古已有之，是东西北交通的咽喉要道。隋文帝开皇三年(583)，在秦汉灞桥东南5公里的地方修建了新的灞桥。新灞桥为新型石 桥，与大兴城(即唐长安)的通化门直对，从而大大便利了京城与东方各地的联系。到了唐代，又在隋代灞桥之南另建一桥，形成一河二桥的格局。虽然隋唐灞桥的 上半部分已毁，但它是我国目前已知跨度最长、规模最大、时代最早的一座大型多孔石拱桥，在中国古桥梁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

此外，广运 潭、望春楼和斡耳垛也非常有名。唐代在浐水与灞水之间的洼地上修建过著名的广运潭，作为重要漕运码头。天宝二年(743)，广运潭成，三百余艘漕船齐集潭 中，每只船皆署牌写出郡名及船上所载各地特产：“若广陵郡船，即于福柎上堆积广陵所出锦、镜、铜器、海味;丹阳郡船，即京口绫衫段;晋升陵郡船，即折造官 瑞绫绣;会稽郡船，即铜器、罗、吴绫、绛纱;南海郡船，即玳瑁、真珠、象牙、沉香;豫章郡船，即名器，酒器、茶釜、茶铛、茶碗;宣城郡船，即空青石、纸 笔、黄连;始安郡船，即蕉葛、蚺蛇胆、翡翠。船中皆有米，吴郡即三破糯米、方文绫。凡数十郡。驾船人皆大笠子、宽袖衫、芒屦，如吴、楚之制。” 唐玄宗亲自到广运潭参观，长安城万人空巷，可谓盛况空前!广运潭西边有望春楼。望春楼是望春宫的主体建筑。隋唐之际望春宫有南北两座，北望春宫是隋文帝开 皇年间修建的，位于咸宁县东、浐水西岸;南望春宫位于春明门外，浐水西岸。在二宫之间，有望春楼、望春亭等建筑，形成一个规模较大的建筑群。望春楼在历史 上十分有名。此楼主要是用来举行迎春活动的。此外，献俘、誓师、祓禊等活动也常在此进行。显然望春楼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礼制建筑。“斡尔垛”东距浐河2.5 公里，是元代安西王府的所在地。《马可•波罗游记》中记述了安西王府的高大城垣宫殿的壮丽。这一建筑延用近百年，毁于元末，但遗址犹存。我们不难看出元代 浐灞文化的某些特点。

浐灞文化的特色在迎春、折柳、祓禊等方面都有充分的表现。迎春是具有深刻文化背景和重要思想内容的活动。周秦汉唐时 期，特别的是唐代，以皇帝为首的统治者常在浐河边的望春楼上举行隆重的迎春活动，并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。折柳送别是充满人文关怀的习俗。这种习俗也起源于 浐灞地区。古人在灞河两岸广植垂柳。灞桥附近，垂柳尤多，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而“灞柳风雪”也就成为浐灞地区独特的人文景观。每当春和景明，灞桥一带 垂柳依依，风景如画，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思。古人送别至此，折柳相送，不知演绎了多少动人的故事，而文人墨客，也不知写出了多少千古绝唱。这种情结对后世产 生了重大影响，直到明清时期，许多地方仍流传着折柳送送的风俗。此外，历史上浐灞一带还盛行着拔禊的风俗。祓禊也称“祓除”、“修禊”、“祓斋”，是指在 郊外水滨举行的洗浴活动，有除灾驱邪，求偶乞子之意。秦汉以来，这种风俗相沿不改。王公贵族，常于三月上巳在灞水边祓禊。隋唐之际，帝王常来浐、灞祓禊， 故唐诗中有“元巳秦中节，吾君灞上游”，“君王来祓禊，浐灞亦朝宗”的诗句。可以说，迎春、折柳、祓禊是浐灞地区的特色文化。这些文化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，是重要的文化财富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，努力开发。

总之，浐灞文化的内容是丰富的，特色也是非常鲜明的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，浐灞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20世纪50年代，国家在浐灞地区兴建了著名的“纺织城”，使本地区成为西北的纺织工业中心。改革开放以来，特别是浐 灞河综合治理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成立以来，浐灞地区迅速崛起。在浐灞地区大开发的今天，我们应当努力发掘浐灞文化的精华，使之不断发扬光大。